2008年下半年以来,因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进入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决策、从容应对,全国上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在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政府不但成功实现“保八”目标,而且增速超过预期达8.7%,交出了一份令世界瞩目的答卷。
金融危机余威尚存,但其始作俑者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已呈现出恢复态势,随着各国经济数据纷纷出现向好迹象,全球经济将开始逐步调整筑底,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有望实现低速增长,全球贸易将稳步回升。但主要经济大国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加,全球经济通胀预期、财政赤字隐患等多项风险仍然存在,这将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结构调整、格局变化、世界秩序重建将成为全球发展新趋势。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将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更艰难的挑战。
宏观经济整体向好,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据专家预测:随着出口企业适应能力和竞争力提高,出口将由负增长转向缓速正增长;国内需求将转向由市场力量推动的温和增长;政府补贴性消费政策持续不变条件下,随着就业和收入形势的好转,以及住房供给不断改善和增加,预计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仍然比较活跃,消费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增长;投资增长方面,预计政府投资的增量将基本消失,企业投资将逐步活跃,房地产投资虽放缓但仍将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资产价格不会大幅上涨,原材料价格有所上涨,但由于产能过剩很难快速传到下游的产品上,故出现明显通胀的预期较小。
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内容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双重任务,内需外需比例变化要求产业和产品结构、内向外向经济格局要进行调整,经济增长需要从政府力量推动为主转向市场力量推动为主。既要需要调整刺激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又要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很多深层次问题。
因此要从机制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抓手,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建设创新型企业;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渐淡出适度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逐步回归到正常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正常化政策。
民生工程惠民利民,但消费环境与结构期待改善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保障与改善民生政策出台的密度前所未有,改善效果也非常显著,但面临的长期困扰有关民生的制度性问题仍然具有较大的挑战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但后金融危机时代就业压力未必好于金融危机时期。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岗位的新增数量有一定量的增长,但考虑中国企业组织属性的类别,只有民营企业对简单技能岗位的增长需求会高涨,而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企业承载的知识型岗位增长非常有限,因此民工的需求会有一定的复苏,但不会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大学生就业市场可能将维持以前状况。而且,复苏阶段的企业效益并未复苏,岗位的薪酬福利仍将维持金融危机时代的低潮。
收入分配矛盾是真正的威胁所在。随着中国改革开发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现已转化成为中国的社会稳定的问题。先期通过二次分配上来解决(通过税收、低保、社会福利体系)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重点应转换到一次分配上,关键是要通过市场与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机制完善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消费环境方面的困境有待破局。住房、医疗、教育等成为消费者庞大的支出,导致消费者消费结构的严重畸形,日益影响消费者的正常消费,成为宏观经济消费不旺的重要因素;用水、用电、用气等垄断性经营收费普涨,导致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增加,对危机复苏的信心有所下降。
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但任重道远
世界格局的变化,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变化。
对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经济政治体制的创新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将是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场所;二是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几亿人摆脱贫困,迅速提升了综合实力,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中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走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中国出口货物占全球的份额在可见的将来会持续提升,难免进一步加剧西方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将面临外国贸易保护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够公正、合理,但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渐进式改革,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与美国一起共同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避免世界局势出现群龙无首和大逆大反的动荡局面,对于正处于“顺风”上升期的中国而言,显然是最有利的。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应成为国际秩序的“驾驶员”,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适时地主导国际经济政治体制的创新和国际规则的制定。
本文发表于《品牌中国》2010年3月